在美国，中国律师可以帮中国人作假骗贷款；在加拿大，中国人正在强势攻入廉政系统……正是因为在诸位潜移默化的熏陶下，为了利益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而投机取巧的人们，可以钻破一切制度。
所谓的国际地位有多高，中国人有多么受尊重，全是制造出来的‘美丽谎言’，事实上全世界都在警惕我们这些没有诚信，没有信仰的中国人。”
基本目的已经达到，刘铭坤可不想搞成政治事件，立即站了起来，正准备开口说话，田大书记却接着说道：“精神颓废了，自信消失了，尊严感也快殆尽了，当一个政斧，一个政党失去公信力的时候，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，做好事还是坏事，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、做坏事。
而国务院居然还铿锵有力的严批当前信用缺失，打算部署信用体系建设，我真不知道在官员财产透明、真正行政公开的阳光法案建立之前，这种信用体系能不能建立不得起来？不过有一点我还是明白的，那就是没有人能在记院里培养出一个林黛玉。”
到底是伦理学家，真是收放自如，别看说了那么多，观点那么尖锐，转了一圈又转到信用体系这个不那么敏感的话题上来了。
就在刘铭坤松下了一口气，准备见好就收之时，代表团里居然有一位金融界的代表，针锋相对地问道：“田书记，我无意指责你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但据我所知，临水的金融改革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。对此，你作任解释呢？”
还真会挑时机落井下石，对眼前这位田大书记并不陌生，想都没想便脱口而出道：“吴行长，正如你所说的那样，刚推行金融试点时共有一百六十七家单位和个人涉足金融领域，经过六年来的优胜劣汰，仅剩下了如今的二十八家。
在这期间，不可避免的造成了一些损失，市财政更是拿出近七亿人民币为此买单。或许在你看来，这是国有资产流失，这是很严重的渎职。可你也应该看到，生存下来的那二十八家民间金融机构，为临水民营经济发展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。”
吴行长并没有就此罢休，而是穷追猛打道：“渎不渎职，那是检察院的事。我只知道试点前曾警告过你们，开发金融领域存在着很大风险，甚至还提出设置门槛，尽可能规避风险的建议。”
临水的二十八家民营金融机构，三年前的储蓄额就达到了惊人的八百二十六亿，相当于所有国有银行在临水支行和分行的两倍。
动了别人的蛋糕，肯定要被别人揪着不放。事实上有关于临水市委常委们渎职的举报信，早就雪花般的寄到了省纪委甚至中纪委，好不容易碰上今天这个能够上达天听的机会，吴行长等花州国有银行代表自然不会错过。
令众人倍感意外的是，七个多亿的国有资产流失，田大书记居然一点都不慌，而是理直气壮地说道：“作为银行家，你眼里只能是钱。可作为一个领导干部，除了钱之外我还得考虑到公平正义。人为的设置一些门槛，那跟老百姓深恶痛绝的‘萝卜招聘’又有什么区别？
更何况临水的金融试点本来就是农民资金合作社，如果人为的设置一些门槛，将农民拒之门外，那还有什么合法姓可言？七个亿的学费，换来了七十个亿的收益，确保了金融风暴期间，临水七千六百二十八家民营企业一家没倒，保证了二十三万人的就业，这个学费你认为交的值还是不值？”
一团和气的小组讨论会，开成了临海省的内部批评会，把刘铭坤搞得哭笑不得。还好记者早就被请出去了，这里并没有什么外人，要不这个脸真就丢尽了。
临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，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，那七个亿就是由他们搞的那个储蓄保险，像四大不良资产处理公司那样，确保金融稳定而“流失”掉的。只不过一个是通过印钞票，一个是通过地税消化罢了。
六号首长对此并不是一无所知，甚至对这种作法还很欣赏，毕竟在现在这个大环境下，像临水这样负责人的市委市政斧太少了。
尽管田大书记不那么讨人喜欢，说话更是很难听，但施政水平却是可圈可点。六号首长沉思了片刻，禁不住地说道：“试点就是摸着石头过河，就是探索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路。就我个人而言，并不认为临水的金融试点失败了。”
“谢谢，谢谢首长。”
田文建不无感激的点了点头，一脸苦笑着说道：“事实上在我看来，七个亿的学费还交少了，如果不是分税制，不能动国税那块蛋糕，为了临水的发展，我愿意再交七个亿。”
想交也没那个机会了，六号首长想都不用想就明白，就算三号首长肚子里面能撑船，临海省委也不会让他继续干下去，便意味深长地说道：“财政转移力度正在不断加大，这一点，从中央严令取缔驻京办，杜绝‘跑部前进’现象中就能看出。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肯定可以找到一个平衡，进而从根本上解决一些现有的问题，所以对临水今后的发展，你尽可放心。”
搞来搞去，还是分蛋糕，并不是田文建所追求的“蓄水养鱼”。看着其他“官代表”们那副兴高采烈的样子，田文建暗叹了一口气，忍不住地说道：“在我看来，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分税，而是减税。现在一个小小的加工厂修理厂，都要变成一般纳税人，要交纳17%的税，如果照章纳税，会赔的掉底。
小企业对资金的依赖姓那么大，税收如果不减轻点将难以生存。如果再算上地税和其他收费，真是中国万税，万税，万万税！首长，我国的税收不算少啊，为什么就不能多为小企业，多为低收入人群减点税负呢？”
自知今后再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机会的田文建，见六号首长沉默不语，生怕自己的话没有说服力，便一脸凝重地继续说道：“我们是以间接税为主，而间接税都是从生产环节征收的，不管企业盈不盈利？赚不赚钱？都是要征收。如果光景好，企业可能无所谓，但当原材料都涨价了，利润薄的时候，企业就吃不消了，于是就转嫁到消费者身上。
现在关于降低间接税比重，提高直接税比重的呼声越来越强烈，中央不能再视而不见。我觉得如果不改革的话，企业肯定会比较痛苦，老百姓也会觉得我们的物价这么贵，最终都会归咎于税收。
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值得深层次探讨一下，因为有人会理所当然的跟国际接轨。
的确，有一些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达到40%-50%，比我们还要高。可他们的老百姓并没有觉得比我们痛苦，那是因为他们是高税收高福利，也就是国家收了税后，基本把老百姓的生老病死都解决了。而我们真正用到老百姓身上的又有多少？生老病死的绝大部分费用还需要老百姓自己掏钱，痛苦程度也就相对增加了。
以至于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针对当地部分业主抱怨税负过重时，都随口说‘比比中国人，你们已经够幸福了’，据说他的言论随即还遭到我国驻当地使馆的抗议。我不知道抗议时用的是什么措辞，如果真用‘遗憾’来抗议的话，我真觉得是一个悲哀！”
六号首长头都大了，真不知道该表什么态。想了想之后干脆打了个太极拳，若无其事地笑道：“明天就是全体会议，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的领导都会参加，就这个问题你可以跟他们探讨探讨，作为全国人大代表，这是你的权利。”
我的确有提意见的权利，问题是他们并没有做主的权利。尽管田大书记对此并没有任何信心，但还是感觉那么的失落，失落到了极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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